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郑浪平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二十七章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
　　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
　　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　　
　　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
　　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
　　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
　　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
　　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
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
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
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
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
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
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
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
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
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
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
的能耐。

　　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 “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
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
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
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
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

　　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
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
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
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
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
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
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
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
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
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
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
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
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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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
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
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
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
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¹，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
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
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
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
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
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

　　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
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
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
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藉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
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
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
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
支援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
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
麽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
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
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___________
1 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
侠之言。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
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
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
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
的最大敌人 -- 苏联， 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
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
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 -- 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
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
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
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
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
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²。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
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
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
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
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
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
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
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
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
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
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
___________
2 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
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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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
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
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
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　
（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
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
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 -- 即是
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
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
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
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
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
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
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
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
人物，交情颇深3。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
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
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
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
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
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
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
___________
3 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
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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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
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藉口对日本军
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
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
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
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
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
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
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
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
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
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
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
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
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
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
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
了）。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
“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
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
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
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
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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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
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
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　

　　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
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援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
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
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
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
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
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　

　　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
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
个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
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
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
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
通知汪精卫以及其他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
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
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
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
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
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
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
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
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

　　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
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
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
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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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
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
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
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
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
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
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
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
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
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
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
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
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
日本的掌握之中。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
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像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
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
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
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

　　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
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
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
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
展⁴。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
___________
4 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
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
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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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
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
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
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
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
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
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
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
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
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
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
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
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
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
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
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
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藉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
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
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
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
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
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
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
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
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
庆的代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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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
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
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
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
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
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
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
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汪精卫以其政治手腕，能够让日本人将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地
方政府，统统加入他的政府统辖，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华北是名义归
南京控制，其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
纵），汪还真会在政治上玩偷天换日的手腕，竟然宣布这个由日本控制的伪
政府，是由重庆还都的国民政府，林森还是这个政府的主席（当时林森是重
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只不过“一时”不能到南京上班，其他政府机构所有　　
的名称，都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模一样。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
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
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
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
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
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
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
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⁵。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
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
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
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
___________
5 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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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
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
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

　　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
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
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
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援角色，但是伪
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

　　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
（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
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
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
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
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
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
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
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

　　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
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
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
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
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
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
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
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
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
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
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
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
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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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
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　
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
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
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
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
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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